追问全运金牌榜取消风波 中国体育脱“金”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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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省份费了四年的时间准备,花了那么多钱,付出了那么多人力,你取消了金牌榜对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南方周末实习生 高音子 李岸东

  “当时我们觉得以后不要金牌了。结果很快传达下来的内部精神并非如此,说金牌还是要的,竞技体育不搞金牌是不行的。”

  “我们下面还得为金牌而争,竞技体育失去了竞争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就出了一个新鲜的招儿,奥运会拿一个金牌,就顶全运会两个金牌。实行了这么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策。”

  “改革不是说削弱竞技体育,而是我们搞竞技体育的路径不对。”

  半个月以来,一场全运会取消“金牌榜”风波,将国家体育总局置于风口浪尖。

  2015年1月26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体育总局明确表示,“今后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

  过了四天,说法变了。1月30日,体育总局公布十三届全运会竞赛规程时,重提“金牌榜”:“公布代表团成绩榜,包括金、银、铜牌数,奖牌数和总分数。成绩榜排序依次按照金牌数、银牌数、铜牌数、总分数的高低排列。”

  全运会“金牌榜”四天之内从消失到回归,让公众完全摸不着头脑,“体育总局忽悠中央巡视组”的议论风起。

  一周后,2月6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在官网回应:“由于工作人员失误,国家体育总局政府网站刊登了尚未最终定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其中涉及公布代表团成绩榜及项下的解释内容与《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相悖的事项。体育总局党组高度重视,并责令立即整改。”

  体育总局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其中也包括中纪委。中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副组长施泽华对媒体表示:“方案公布后出现差错,我们要认真核查,要追究责任。”

  对举国体制下的全运会各省金牌大战,国家体育总局的真实态度到底是啥?一直饱受诟病的全运会,为何取消“金牌榜”那么难?

  只有思路未见措施的整改

  据南方周末记者多方面了解证实,在国家体育总局向中央巡视组提交整改意见后,就在体育系统内部进行了精神传达。

  一位接近国家体育总局的人士透露:“当时我们觉得以后不要金牌了。结果很快传达下来的内部精神并非如此,说金牌还是要的,竞技体育不搞金牌是不行的。”

  最能体现总局“指示精神”的,是随后召开的地方体育局长会议。一位参加了某省体育局长会议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省体育局负责人认为:“体育总局党组在关于巡视整改的通报中,对纠正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路和意见,但还未出台具体措施。”

  该省在会上强调:“今年是天津全运会备战的全面提高年……通过严管狠练,稳步提高能力,全国重要比赛前六名项数与人数较上周期同期要有所提高。”

  同一天举行的另一个省的体育局长会议上,也传达了国家体育总局的最新精神。一位参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省体育局负责人大会发言时,专门用四五分钟时间讲到了总局给中纪委巡视组的整改意见。“我们下面还得为金牌而争,竞技体育失去了竞争就没有意义了。”

  2月4日,北京召开体育局长会议。一位北京市体育局领导会后向记者表示,取消奖牌榜不会对北京全运会布局造成什么影响,“同时会拥护总局的各项决定”。

  宁夏会议开得更早一些,争金牌依然是体育工作重点。1月29日,宁夏体育局长会议开幕当天,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局在官网发布了《2015年全区体育工作要点》,第二部分特别提到:“提升竞技运动整体竞争实力,力争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上金、银、铜牌共同收获。”

  在有些体育界人士看来,竞技体育没有竞争怎么办?地方省份费了四年时间准备,花了那么多钱,付出了那么多人力,你取消了金牌榜对各方面都交代不过去。”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国家体育总局有关第十三届全运会的竞赛规程,早已制定好。淡化金牌的说法在体育系统也被提及多年,但由于各方阻力太大,根本无法做到。

  “假设体育总局真的在应付中纪委,他们冒这个风险没有好结果;但是工作人员失误也令人费解。”社会体育研究专家、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卢元镇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策”

  从体育总局到地方,取消全运会金牌榜的困难到底在哪里?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体育体制,全运会金牌榜起到了聚合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部门的作用。“体育是属地管理,国家给体育总局拨钱,省财政给省体育局拨钱,人财物都归各级政府管。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之间没有领导关系,只有指导关系。”卢元镇说,“体育总局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是‘竞赛是杠杆’,只要一个竞赛让国家承认了,各省就会往里投钱,运动员拿金牌后就回家乡领钱。金牌榜最能有效地把总局和地方捆绑在一起。”

  从国家体育总局层面看,奥运战略离不开地方支持,从地方层面看,地方体育局要用金牌数向各级政府要钱。体育制度决定了全运会金牌榜,是实现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主管机构共生的最有效依托。

  为完成“奥运战略”,国家体育总局不断调整全运会规程,调动地方积极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以前全运会在亚运会和奥运会之间的奇数年召开,顺序依次是亚运会、全运会、奥运会。后来体育总局慢慢发现,地方将精力用于全运会而忽视了对奥运会的投入。

  “改革不是说削弱竞技体育,而是我们搞竞技体育的路径不对。”

  从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被调整到奥运会之后的奇数年举行,以保证各省份优先为国家奥运战略出力。但出现另一问题,如果各省份因为参加奥运会影响了全运会成绩,他们也不答应。“所以中国就出了一个新鲜招儿,奥运会拿一个金牌,就顶全运会两个金牌。实行了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策。”卢元镇说。

  通常地方省份准备全运会是四年一周期。“如果备战2017年全运会,会先准备2016年奥运会,奥运会金牌直接关系到全运会金牌,政府会同时备战。”一位广东体育界人士说:政府会提前做一些后勤保障工作,“如力保一些广东运动员进国家队,当他们在北京训练时帮他们补充营养,生活上给他们照顾,安排他们父母春节探亲等”。

  国家体育总局深知各地方体育局都有金牌任务,“他们每次全运会就用各种办法增加金牌,把奥运会的带进来,亚运会的带进来。”一位体育界资深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运会特意规定三大球得冠军相当于三块金牌,第二名两块,第三名一块,“让每个省最后都能完成任务”。

  全运会金牌榜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成为地方体育局官员升迁的重要考核标准。

  “全运会是当年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主要由各省体育部门组织参赛。这种方式排除了大学生、工人和农民。为了弥补,又搞了工人、农民运动会,计划经济竞赛模式没什么改变。”体育传记作家、《马家军调查》作者赵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地方成绩与官员升迁有直接关系,某省就曾有过一位体育局长因成绩不理想而被解职。”

  地方省份的金牌目标

  全运会成绩的巨大诱惑,让地方政府在争取名次上动力十足。

  全运会成绩通常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前八名,包括辽宁、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山东,“还有两个不一定,是要争的。”卢元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前八名一般每次上下移动。”

  2013年,辽宁举办全运会时,本打算大幅投入,刚好撞上中央八项规定提倡节俭办全运会。上述广东省体育界人士透露,“原计划开幕式投入几千万,结果被否掉。”该届全运会,东道主辽宁拿了第二。这让整个辽宁体育界大失所望。

  作为全运会主办方,投入大不仅针对场地建设,还包括对全省备战投入。“如下个文,拿金牌就给你几十万,或给个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或一套房子。”一位广东体育界人士说,所以东道主选手比赛欲望非常强”。

  “竞技体育就是花钱,加上科学训练方法。”河南省一位体育界人士透露,“河南上届全运会排名12,主要是我们没钱,没法引进更好的人才。但我们是中西部第一。”

  不同经济基础的省份,对自己在全运会上的定位也不同。“比如四川,省政府会考核是否是西部省份奖牌第一。”一位成都记者说,“对体育官员来说,全运奖牌就是唯一的GDP。”

  安徽则主要跟中部六省比。安徽一位体育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运会前,省体育局把奖牌任务下到各中心,中心主任代表签订责任状,并缴纳保证金。奖金奖励、保证金返还、评选提拔都视金牌任务完成情况而定。”

  一位安徽体育界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上一届全运会上,安徽体操击剑任务2金,完成1块;武拳任务3金,完成0;重竞技任务3金,完成1块;水上2块,完成0.5金;射击任务2金,完成0;田游任务3,完成1块。

  对体育部门来说,只要能取得好成绩,资金来源不是问题,其中重要一块是体育彩票。体育彩票是公益金,按现有规定,每年各省份部分体育彩票收入,会作为公益金通过民政厅和财政部门返回到体育部门。

  2014年各省份代表国家在世界各类比赛取得的成绩看,江苏排名第一、广东第二。在上述广东体育界人士看来,江苏之所以是老大,主要是江苏体育彩票返还给体育界的资金多,“2014年广东体育彩票卖了126亿元,江苏卖了近两百个亿。江苏氛围特别好,领导带头经常去买体育彩票,带头锻炼。”

  对于运动员来说,参加全运会也有强大动力。有的省,只要能得到三大项冠军,政府就百分之百会安排工作。上述广东体育界人士说:“奥运会和亚运会是国家队的形式去参加,很多运动员没有这个资格,他唯一的途径就是参加全运会。”

  全运会乱象

  全运会曾在有些人中流传着两句黑话,“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少数地方对全运会奖牌的痴迷,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第一种办法是买卖运动员。按十三届全运会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规定,运动员提前三年在所在省份注册,其后连续代表该省参加比赛,即可在全运会时代表该省出战。一些省份便在全运会开始前大肆购买优秀运动员。

  篮球运动员巴特尔(微博)是内蒙古人,他参加全运会后,直到2005年前一直代表北京队。2009年,山东举办全运会时,将其引进到山东;2013年,辽宁举办全运会时又将其引进到辽宁队。

  全运会金牌算法非常复杂,这让各省运动员交易形式更多样。“如一些编制在A省的运动员可通过协议,在全运会期间代表其他省参赛,以积分的形式签约,金牌一半算A省另一半算其他省。”上述广东省体育界人士透露。

  对经济实力不足的省份,买运动员只能“抓重点”。“上届全运会,河南从湖北引进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运动员,想在水上项目搏一搏。花钱也不少,最后连块奖牌都没有拿到。”上述河南省体育界人士说。

  一些省份没钱又没人,就用老运动员。卢元镇发现,在辽宁全运会射击比赛上,“一些省市去的都是‘老头老太太’,他们对国家体育没有意义了,但对本省争排名是有意义的,哪怕拿一分都有意义。”

  全运会比赛时间,每个项目比赛都由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的项目中心来承办,导致相关训练中心负责人权力很大。“广东跳水很强,如果广东都派最强阵容参赛,可能拿十块金牌,体育总局会觉得不平衡。”上述广东省体育界人士透露,“这些打分计点的项目,项目训练中心就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比如对裁判或者参赛人员有一些规定,平衡一下。”

  这也促使少数教练贿赂裁判,“这些项目运动员之间差距很小,裁判很重要。”一位四川省体育界人士透露。全运会一些比赛作弊并不罕见。安徽省碰到过一次明显的“被平衡”。2013年辽宁全运会时,安徽选手 张亮亮和另一个省的选手争夺男子花剑冠军。张亮亮优势明显,早该获胜,可裁判连续三次判了平局。“好在张亮亮争气,每次被判平局他都挺住了。”上述安徽省体育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新华社用了‘天怒人怨’四个字评论。”

  有的地方省份选手为拿成绩,甚至使用兴奋剂。“在田径、游泳、自行车、举重以及水上项目,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后整个人处于兴奋状态,能发挥出更高水平。”一位参加了三届全运会报道的体育记者透露,“各省在全运会上也在拼他们的科研力度。他们都有体科所,在备战全运会过程中,很多会跟国外比较好的科研机构合作。”

  一些省份还能开发出专供射击比赛用的镇定剂。上述体育记者说:“吃了之后整个人动都不动,眼睛只盯着那个点,很容易出好成绩。”

  金牌榜后面的利益链

  全运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95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奥委会断交,国际上所有奥运项目的比赛中国都无法参加,13个月后的1959年9月,首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

  “那时候全运会是宣传载体,被用以提升老百姓对体育的重视。”西部某省会城市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全运会就是集中了国家财政,用在少数人身上去搞一些突破,为各省份争光,为国争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够进专业队当运动员待遇优厚,不仅配粮票,“每一天早餐有鸡蛋,中午有肉吃,那是很幸福的”。上述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曾经代表省足球队在全运会上拿到名次,回来每人奖励了几个月工资,“伙食标准从一块五一天,一下子升到了四块五。”

  改革开放后,全运会的功能已不复存在。在卢元镇看来,体育可能是计划经济最后的一块“自留地”,至今完全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状态,“体育改革始终没动,至少落后其他行业二三十年”。

  在体育改革停滞状态下,全运会也沦落成体育行业内部的竞技活动。

  因为有市运会、省运会、全运会、城运会,以及亚运会和奥运会,在体育局系统建立了一个金字塔。“体育局应该主抓两块:竞技体育和体育健身。”上述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说,“但是,体育局的工作重心围绕着竞技体育在走。”

  通常来说,竞技体育水平取决于群众体育基础。如日本足球运动员有150多万人,裁判员近20万,教练员近8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10倍,足球从业人员加起来几万人,怎么跟人家比?”上述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说,足球在发达国家是公共文化娱乐产品,政府提供支持、引导,并不从中赢利。“像意大利AC米兰(官方微博 数据) 和国际米兰足球队共用一个场地,一场比赛租金才1欧元。但在中国,有的足球俱乐部每年花在场地费、安保费、城管费、卫生费、宣传费、接待费上的钱,一年要1500万元以上。”

  不可否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的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自1979年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竞技体育更是长足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竞技体育成为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让人们在“更快、更高、更强”精神的激励下,亲身参与体育锻炼;竞技体育升国旗、扬国威的场面,也让无数人为之感动,激发荣誉感、鼓舞进取心。竞技体育的功能与价值已远远超出了竞技场、甚至超出了体育领域。

  十八大后,中国体育改革意外地由纪检监察部门推动。中央巡视组在对体育总局巡视后,意见相当严厉:“围绕赛事的行业不正之风反映突出,赛事审批和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比赛违背公平原则、弄虚作假,破坏赛风赛纪现象比较严重等等。”

  国家体育总局也深知舆情沸腾。一位接近国家体育总局的人士透露:“中央巡视组对体育总局巡视后,我们负责舆情的同事就一直盯着,怕出事。”

  对这场国家体育总局取消全运会“金牌榜”风波,卢元镇认为,“坏事不在金牌榜,而在金牌榜后面的利益链和生态环境。”在上述广东省体育界人士看来,“竞技体育不争金牌,领导不答应,教练员、运动员更不答应。不要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争金牌,还竞技体育一块净土就好了。”

  “改革不是说削弱竞技体育,而是我们搞竞技体育的路径不对。”卢元镇说,“只有让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让更多资金进来,更多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水平就能很稳定上升。”

  “政府在竞技体育领域只要干好两件事就足够了,如果把第三件事也干好就更好了。一是提供竞技体育发展的条件,场地、资源、教练培训等。二是千方百计维护竞技体育公平竞赛机制,谁破坏惩罚谁。三是建立起奖励机制,对运动员有公平奖励,不要太高太低。”上述体育界资深专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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